在耐藥菌頻繁活躍的當下，已嚴重依賴于抗生素的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需要新型抗生素，而企業生存逐利的本能，卻使產業鏈最前端開始被迫丟棄制藥工業的基石。

作為建國初期西南首家國家定點的抗生素原料藥生產廠，四川制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四川制藥）可能從來沒有想過會有被大東家拋手的一天，盡管對西南聯交所這樣的產權交易中心來說，像成都工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成都工投）這樣來轉手旗下虧損資產的案子，如今早已屢見不鮮。

有著輝煌歷史的四川制藥，始建于1958年，1992年該公司的鹽酸四環素就通過了美國FDA認證，1993年起經過多次改制變身股份有限公司；1993~1996年，公司主營收入均超過2億元，為四川醫藥行業中的巨頭。1996年12月，四川制藥躋身資本市場，成為四川最早上市的醫藥企業。

或許是為了保留川屬第一抗生素品牌的地位，成都工投對受讓一方提出了一個自己都沒有完成的任務：“未來5年內向四川制藥新增投入不少于5億元的現金或其他優質資產，使企業年增長率不低于30%，最終使四川制藥年產值達到20億元。”

以2.55億元購進一個有20億元產值潛力的企業，從簡單的數學邏輯上看，怎么都是一筆劃算的買賣。但同樣的數據，卻解釋不清為何這個極具潛力的川屬抗生素生產巨頭，如今會落得虧損轉讓的境地。

這恐怕還得從抗生素產業的“阿喀琉斯之踵”說起。

“英雄”的致命缺點

事實上，在誕生后的近百年時間里，凝結了數代科學家心血的抗生素，對于治療各種細菌感染或致病微生物感染有著近乎于摧枯拉朽的攻擊力，成功終結了諸如敗血癥、肺炎、結核病等疾病對人類的致命威脅，為守護人類健康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由此成了萬能的“阿喀琉斯”。

有統計資料顯示，今天人類壽命較上世紀初延長了近20年之多，其中約有10年是得益于抗生素的廣泛使用。從1910年德國醫生埃爾利希成功配制出“艾爾希利606”，到1932年德國細菌學家兼藥物學家多馬克成功研制出“百浪多息”；從1941年青霉素真正開啟了抗生素時代，到1943年美國生物化學博士瓦瑟曼分離出鏈霉素，從而征服了結核病。之后的60多年不斷有新抗生素問世，被科學家稱為“淘菌時代”。

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是抗生素開發的黃金時期。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1971年至1975年達到頂峰，5年間共有52種新抗生素問世。到2005年，抗生素家族成員已經增加到133位，它們是人類同死神抗爭的一大武器，令20世紀的疾病譜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然而，在人們不斷從微生物次級代謝產物中找到眾多有效的抗生素，并由此開發出半合成抗生素后，“阿喀琉斯之踵”也開始顯現。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每年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遞減。1996年至2000年的5年中，只開發出6種新抗生素。進入新世紀后，這一趨勢變得更加明顯。2003年全球僅一個新產品——達托霉素上市，而2004年竟是空白。

造成這種局面的一個原因是，現在抗生素的開發正變得越來越難。在過去的80年里，科學家已經發現了20多類抗生素，幾乎把所有能夠找到的微生物都翻了個遍。另一個原因，則是新抗生素的開發速度遠遠跟不上細菌耐藥發生的速度，導致研制的利潤大不如前，制藥公司缺乏熱情。

在最初上市的20年里，青霉素的療效無與倫比，給當時的制藥公司帶來了大量的利潤。但今天一種新型抗生素問世，甚至不到幾個月，就會出現耐藥細菌。

在科學家為尋找新的抗生素絞盡腦汁的同時，細菌們變異出了能分解抗生素的功能。其實細菌在接觸抗生素之前，就已存在具有耐藥性的個體。而抗生素的使用，實際上是幫助細菌進行了一次自然選擇。

耐藥接踵而至

在絕大多數普通細菌被殺死的時候，少數具有耐藥性的細菌卻可以存活下來，并大量繁殖。除了現在熱議的NDM-1，歷史上最著名的一種超級細菌當屬耐甲氧西林金黃色葡萄球菌了（簡稱MRSA）。MRSA最早出現的地方，就是重癥監護病房。究其原因，是因為這里是使用抗生素頻率和強度最大的地方。

抗生素使用劑量越來越大，失效的抗生素越來越多，相對的超級細菌也變得越來越多：NDM-1、產超廣譜酶大腸埃希菌、多重耐藥銅綠假單胞菌、多重耐藥結核桿菌等。抗生素的過度使用使人類面臨今天的尷尬境地。2000年，在題為《克服抗菌素耐藥性》的關于傳染病系列的報告中，世衛組織前總干事格羅·哈萊姆·布倫特蘭博士把抗菌素耐藥性增多稱為一項全球危機。同一年，輝瑞公司的利奈唑烷獲準上市，在醫學界引起轟動。因為它是世界上第一個人工合成的惡唑烷酮類抗生素，被寄予厚望。但僅僅不到1年，就出現了腸球菌對利奈唑烷耐藥的報道，迫使人們再次正視抗菌藥的“阿喀琉斯之踵”。

有研究表明，抗生素的一個副作用是會產生和發展有抗藥性的菌種。某些抗生素比其他抗生素更容易誘發細菌產生抗體，而有些細菌對這些抗生素又特別敏感。事實上，細菌的抗體甚至是可以傳遞的，不但在同種細菌中抗體可以從這一代傳給下一代，有時在不同種的細菌中也會傳遞抗體。

亨利·西蒙斯和鮑爾·斯脫利在《美國醫學聯合會月刊》也表達了對目前過度使用和濫用抗生素的擔憂。他指出，抗生素目前已被作為最普通的藥物用于臨床治療，大約15％~20％的處方中有抗生素藥。他們發現有些處方中用抗生素是多余的。有不少處方中開抗生素只不過是用于預防細菌感染。

據1995~2007年疾病分類調查顯示，中國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總發病數的49%，其中細菌感染性疾病占全部疾病的18%~21%，也就是說，80%以上的治療屬于抗生素濫用，每年有8萬人因此死亡。這些數字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濫用抗生素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調查顯示，在中國的住院患者中，抗生素的使用率達到70%，外科患者更是幾乎人人使用，比例高達97%。

中國是抗生素使用大國，也是抗生素生產大國：年產抗生素原料大約21萬噸，出口3萬噸，人均年消費量138克左右（美國僅13克）。據統計，每年因抗生素濫用導致醫療費用增長800億元，僅超前使用第三代頭孢菌素，全中國1年就多花費7億多元人民幣。

“超級細菌的出現與抗生素濫用確有一定因果關系，我國是世界上濫用抗生素情況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已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十分嚴峻。”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所長徐建國表示。

疲態的研發

為了扭轉濫用抗菌素的現狀，世衛組織將今年的世界衛生日主題定為“抵御耐藥性：今天不采取行動，明天就無藥可用”。同時擬年內推出6項政策，包括與社會多方合作并制定國家計劃、加強監測和實驗室能力、確保有質量保證的基本藥物的連續可及、減少抗菌素在食用動物中的使用、強化感染預防與控制、支持創新和研發新工具等。與此同時，衛生部也把抗菌素藥品的使用作為考核醫院政績和工作的重要指標，并將組織全國性的督導行為，對于違紀違規的醫院、醫生采取嚴厲措施。如果有些醫療機構不執行衛生部相關規定，可能被降級。

不僅如此，在最近衛生部對各醫療機構要求的抗菌藥物臨床應用專項整治前，一些省區在基本藥物目錄增補時已明確規定抗生素不在增補范圍內。眼下，終端用藥市場的敏感變化已經開始倒逼產業上游，催促生產企業盡快擺脫單一的抗生素生產結構，這也幾乎是目前大多數抗生素生產廠家不約而同的選擇。

據華北制藥總經理劉壽文介紹，華藥作為中國建國以后重點建設的第一個制藥企業，1953年開始籌建，與四川制藥幾乎同于1958年投產，建廠初期也以原料生產為主，當時全國僅華藥一家生產青霉素。但隨著企業的生存發展，華北制藥通過改革和創新，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現在，其產品結構已經由原來單一的抗生素擴展到抗生素、維生素及營養保健品、生物農獸藥、現代生物制藥和成品藥等五大門類品種，從由過去單一的抗生素制藥廠變成目前綜合性大規模的制藥企業。

對曾經輝煌的四川制藥來說，在虧損后才認識到這一點，可能已經有點遲了。四川制藥相關人士承認，公司目前業績并不佳，近年來虧損巨大，2010年的凈利潤為-5523萬元，2010年底總負債達1.49億元，主要生產產品仍為四環素系列、青霉素系列等抗生素產品。或許緣于產品結構造成的經營性缺陷一時無法消解，我們遺憾地看到，在掛牌近一個月的時間里，四川制藥遲遲無人問津。

而相較于抗生素企業的經營難題，抗生素更大的危機亦正在顯現——如今，研發界已經開始對尋找新的抗生素表現出氣餒，因為一只新抗生素從研發到上市至少需要10年，投資10億美元左右。盡管細菌感染比癌癥和心臟病常見得多，但抗生素能帶來的利潤卻相對較少，一些大型制藥公司開始紛紛把研發重點轉向利潤更豐厚的抗癌藥物和艾滋病藥物上。

現實是，在耐藥菌開始頻繁活躍的當下，已經嚴重依賴于抗生素的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更迫切地需要新型抗生素，而企業生存逐利的本能，使產業鏈最前端被迫丟棄制藥工業的基石，抗生素與耐藥菌之間由此形成新的不對等博弈，令我們對舊日病菌肆虐的夢魘卷土重來的擔心正日益加劇。

相較于抗生素企業的經營難題，抗生素更大的危機亦正在顯現——如今，研發界已經開始對尋找新的抗生素表現出氣餒，因為一只新抗生素從研發到上市至少需要10年，投資10億美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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